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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節日是一個季節的性格，那么，相對于春華秋實的嘉譽，夏日若少了“四時花競巧，九子粽爭新”的端午，即便是有炎炎酷暑的助興，恐怕也會顯得有些偏執和單調。
給夏日畫龍點睛的端午，“正是浴蘭時節動，菖蒲酒美清尊共”，老百姓在五月初五這一天，用草藥煎水沐浴，以驅邪氣，制菖蒲泡酒小酌，盡得滋味。民間端午手系彩線、門掛艾蒿的習俗，千古而然，至今流傳。
也不惟普通人家在端午日盤絲系腕，巧篆垂簪，古時的帝王將相也同樣在這一天興致高漲，與民齊樂。李隆基《端午武成殿宴群官》有詩云：“端午臨中夏，時清人復長”，作為一國之君的玄宗皇帝，端午節體察氣象時令，抒發盛世豪情。而之所以選擇在端午宴請文武百官，或許是這位開元圣文神武皇帝，也深知端午“櫻桃桑椹與菖蒲，更買雄黃酒一壺”的風俗人情吧。
五月的端午，可能是中國所有傳統節日中最講究風水的一個。客觀說來，注重擇時乘氣的風水，并不完全就是一種迷信，風水其實包含了先民對宇宙萬物和生命起源最原初的一種觀察和思考。而饒有意味的是，夏季本身就是一年四季中最風生水起、吐故納新的一個，講究逢兇化吉、趨利避害的端午降生于夏季，或許并非偶然。
人文系于天文，風水生成風俗。端午的風俗除了拴絲線、掛艾草、賽龍舟、吃粽子等之外，還很難離開一個“祭”字：無論說端午是源起古代吳越地區的龍圖騰崇拜，還是發端于江浙一帶悼念伍子胥，抑或是如今更廣為人知的“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我們看到，禮拜供奉，祭祀水神、龍神，抑或歷史英魂，端午的起源，從廟堂到江湖都與“祭祀”緊密相關。通過對遠古圖騰抑或英魂先烈的寄望，對那種昂揚奮進意志的銘記（龍圖騰），對忠誠勇敢行為的表彰（伍子胥和屈原），華夏子孫以端午為節點，給自己形設了一片深遠的精神飛地。
承載著祭祀意義的端午和作為傳統節日的端午，又非常具有中國氣派——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華文化的根脈，不從來都是與祭祀有著最緊密的關聯么？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火熱的夏日，突出祭祀這樣一個主題，似乎又顯得別有深意：雖然不敢妄加揣測斷定選擇在燥熱中沉靜下來，是為體現一種陰陽相生相克的中國文化，這種牽強附會可能有點夸大其詞的意味，但在暑氣蒸騰的夏日，捧一盞清酒，折一束苦艾，說是于動靜相宜中覓得一份故人沉思與心境安寧應該也并不為過。
現如今的端午，風俗意義已遠超過其風水意味，祭祀追懷也由古老的圖騰崇拜，逐漸轉變為祭奠一位忠君愛國的浪漫詩人。在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里，從來不乏詩意的酵素，當綿延千年的粽香，攜帶周秦漢唐的氣息，從茫茫禹跡一路跨越，飄向神州海外，我們對端午的風水想象和風俗追憶，醞釀的正是一種濃得化不開的中華精神鄉愁。（唐偉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后）